2012年之前，邢某与姚某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。后因姚某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，相关刑事判决认定：截至2012年1月，邢某尚欠姚某非法吸收款项4071.1916万元，同时查明其中包含大量高额利息（月息5分以上）。此后，双方又经历了债务转让、以房抵债等多次结算。2020年4月28日，双方签订《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书》，再次确认邢某曾向姚某借款4071.1916万元，扣减3000万元债务转让后，邢某以两套房屋（作价980万元）抵偿剩余款项。

　　2023年，姚某突然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，将邢某诉至某市人民法院，要求邢某立即归还“借款”1000万元。邢某接到起诉状后，感到十分困惑：自己明明已经以房抵债，为何原告还要再索要1000万元？他随即委托本律师代理本案。

　　代理律师接手后，第一时间调取了某市人民法院（2014）无刑初字第****刑事判决书，并全面梳理了双方自2012年以来的全部银行回单、收条、结算协议等证据。经分析，代理律师发现：原告所主张的1000万元，实际上是将刑事判决中已被认定为非法吸存的高额利息重新包装成“借款”进行追讨；而双方2020年的结算协议，恰恰是在刑事判决之后对过往债务的最终了结，邢某不仅不欠姚某款项，反而因为此前超额支付，姚某还应向邢某返还多收的款项。

　　基于此，代理律师制定了“本诉防御+反诉主动出击”的诉讼策略。庭审中，邢某一方提出了以下核心抗辩意见：

　　第一，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具有既判力。该判决已明确，截至2012年1月，邢某尚欠姚某非法吸收款项4071.1916万元，且该金额中包含月息5分以上的高额利息。非法高息不受法律保护，不能作为民事债权主张。

　　第二，刑事判决之后，邢某已实际履行了多笔还款。代理律师当庭提交了38份银行回单及收条，证明自2012年1月7日之后，邢某或其委托之人累计向姚某或其指定人员支付了393.65万元。

　　第三，2020年4月28日的《债权债务结算协议书》已经双方签字确认，明确以两套房屋（作价980万元）抵偿剩余债务，且该抵债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。协议中虽再次提及4071.1916万元，但该数字仅仅是抄录刑事判决中姚某的自我陈述，并非法院最终确认的欠款数额。

　　第四，反诉方面，代理律师提出：经计算，刑事判决确认的871.1916万元（4071.1916万-3000万-200万），减去已以房抵债的980万元，再减去刑事判决之后邢某另行支付的393.65万元，姚某实际多收了邢某502.4584万元。因此，代理律师当庭提起反诉，请求法院判令姚某返还多收的款项及承担反诉费用。

　　庭审中，原告代理人试图以“借款合同不因刑事犯罪当然无效”为由进行抗辩，但代理律师明确指出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虽然规定涉嫌犯罪的借贷合同不当然无效，但“不当然无效”不等于“当然有效”，是否有效取决于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。本案中的“借款”实质上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的高额利息，月息高达5分以上，远超法定保护上限，依法不应受到保护。

　　此外，代理律师还向法庭强调：本案不仅仅是姚某与邢某之间的债务纠纷，还涉及邢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大量真实被害人的退赔问题。如果法院支持姚某以高额利息包装成的“借款”诉请，将严重损害其他真实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也与刑事判决所确定的追缴原则相悖。

　　经过庭审举证、质证及多轮辩论，原告姚某及其代理律师逐渐意识到，其主张的1000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基础，且面临被反诉追索500余万元的风险。最终，在法院的释明下，姚某主动向法院申请撤回本诉。法院经审查，依法裁定准许撤诉，案件以原告撤诉方式结案，被告邢某无需承担任何还款责任，反诉部分因本诉撤诉亦一并终结。

　　本案的圆满结果，充分体现了代理律师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的专业素养：通过精准把握刑事判决的既判力、敏锐发现非法利息不受保护的法律红线、主动提起反诉形成反向压力，最终迫使原告主动撤诉，最大限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同时，本案也为类似“非法吸存后续追债”案件提供了典型抗辩思路——刑事判决认定的“欠款”不等于合法债权，高额利息不能通过民事程序“洗白”。

　　从接到起诉状到原告撤诉，从被动应诉到主动反诉，代理律师用扎实的证据和精准的法律判断，为邢某成功化解了一场千万级别的虚假债务危机。

　　附裁定书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