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食品中添加“西地那非”：跨境电商运营者的刑事风险与辩护突破

　　（一）基本案情回顾

　　2019年11月，吴某在香港注册成立某有限公司，以该公司名义在京东平台开设多家“医药海外旗舰店”“大药房医药海外旗舰店”，从事海外药品、保健品及食品的线上销售。2020年后，上述店铺入驻吉林省某有限公司并成立专门事业部，由该公司提供办公、人事、财务等服务，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。

　　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期间，周某负责进货、销售、对接平台及日常管理，累计销售金额达129万余元。当事人杨某负责其中3家店铺的商品运营工作，涉及销售额89万余元。另有其他被告人分别负责数家店铺运营或担任运营助理，各店铺均销售了金额不等的糖果类产品。

　　2023年9月，公安机关将杨某等人抓获归案（周某主动投案）。办案人员在办公现场扣押涉案糖果258颗，并从7名被害人处接收27颗。经鉴定，所有送检糖果均含有“西地那非”成分——该物质被国家明确列入《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》，属于法律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有毒、有害非食品原料。

　　（二）起诉指控与争议焦点

　　公诉机关认为，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明知涉案糖果含有有毒、有害成分仍通过电商平台销售，其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144条，构成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。其中被告单位及周某、杨某涉案金额达50万元以上，属于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；其余被告人属“情节严重”。

　　本案审理过程中，控辩双方围绕以下争议焦点展开激烈交锋：

　　管辖权问题：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是否对本案享有管辖权？

　　行为定性：通过跨境电商模式销售商品，在境内保税仓完成交付，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境内“销售”行为？

　　证据合法性：抽样检测程序是否合法？销售金额以电商平台数据为依据是否确实充分？

　　量刑情节：主从犯如何区分？认罪认罚、退赃退赔是否应予从轻？

　　二、辩护意见精要

　　作为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，在全面研判案卷材料、多次会见当事人并两次跟进补充侦查情况后，提出以下核心辩护意见：

　　指控金额存疑，未达“确实充分”证明标准：公诉机关认定杨某负责的3家店铺销售金额为89万余元，但其中部分交易记录存在刷单、退货、无效订单等情形，电商平台后台数据未经专业审计剥离，直接将该金额作为定罪量刑依据，证据链存在瑕疵。

　　主观恶性较小，具备从轻情节：杨某系初犯，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。其在本案中仅负责商品运营（如页面优化、活动策划等），并未参与上游采购、货源筛选、成分检测等关键环节，对产品含有西地那非的认知程度相对有限，主观恶性与直接采购、组织销售的主犯有明显区别。

　　自愿认罪认罚，积极退缴违法所得：在辩护人辅导下，杨某于审查起诉阶段即表示认罪认罚，并主动退出个人全部违法所得，体现了真诚悔罪的态度。该行为依法可以从宽处理。

　　建议区分主从犯，对杨某从轻或减轻处罚：综合杨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、参与程度及获利情况，应认定为从犯。即便不能认定为从犯，亦应在主犯中按作用相对较小的情节予以量刑从宽。

　　三、裁判说理与判决结果

　　法院经审理后，就争议焦点作出如下认定：

　　管辖权：被害人（购买涉案糖果的消费者）所在地属于犯罪结果发生地，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5条关于“犯罪结果发生地法院具有管辖权”的规定，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。

　　行为定性：涉案商品通过跨境保税模式进入境内，在境内保税仓完成交付并邮寄至消费者手中，该交付行为属于销售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销售行为完成于境内，符合《刑法》第6条属地管辖原则，应当认定为境内销售行为。

　　证据采信：抽样检测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检测机构具备法定资质；销售金额以电商平台后台提取的电子数据为依据，数据来源客观真实，可以作为定案依据。

　　量刑情节：杨某虽未认定为从犯，但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，且具有认罪认罚、退缴违法所得、坦白等情节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

　　最终判决：被告人杨某犯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。同案主犯周某等被判处更重刑罚，部分从犯适用缓刑。宣判后，杨某表示服判不上诉。

　　四、辩护策略总结

　　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跨境电商模式下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刑事案件。被告人杨某在侦查阶段被抓获归案，无法成立自首；到案初期因合理辩解被侦查机关认为“不如实供述”，坦白情节一度难以认定。在此不利局面下，辩护人采取了以下精细化辩护策略：

　　程序与实体并重，全面审查指控基础：围绕管辖权、单位犯罪认定、电子数据合法性等问题，在庭前、庭后多次与检察官、法官交换意见并提交书面辩护意见，为后续量刑协商奠定程序基础。

　　创新采用“责任切割+量刑对冲”策略：在“明知”推定难以推翻（西地那非系国家明确禁止添加的物质，运营人员具备行业认知能力）的现实困境下，辩护人放弃对主观明知的无效抗辩，转而聚焦于杨某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与参与程度，将责任合理“切割”于采购、决策等上游环节；同时以认罪认罚换取公诉机关不在主从犯认定上作绝对化指控，最终起诉书未将杨某列为主犯。

　　精准把握认罪认罚时机：在两次退回补充侦查、案情逐渐明朗后，辅导当事人于审查起诉阶段即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为量刑协商争取主动权，同时也为庭审中争取坦白情节创造条件。

　　促成全额退赃，强化悔罪表现：协助杨某及其家属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，这一实质性悔罪行为成为法院从轻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。

　　通过上述辩护工作，当事人在无法获得自首、无法推翻主观明知、涉案金额巨大的多重不利因素下，最终获得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结果（法定量刑区间为“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”并处罚金，起点即为五年），实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和当事人利益最大化。当事人对判决结果表示认可，未提起上诉。